急診科女超人於鶯離職1年:開診所曾直接被拒|於鶯|急診科女超人於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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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鶯 1974年出生，畢業於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 2013年，於鶯從協和醫院離職。近日，與北京某民營醫院合作，開始創辦綜合門診。 微博粉絲數已有276萬，這個數字超過眾多公眾人物。於鶯發言犀利，成為因自媒體獲得廣泛關註的醫生代表。 7月9日，北京某民營醫院的媒體溝通會，於鶯以一襲端莊的黑色過膝連衣裙亮相，桌前銘牌上標註著她的新身份：醫院綜合門診中心CEO。聽到這傢民營醫院介紹時仍舊使用瞭“著名急診科女超人”的稱號，她忍不住放松繃直已久的身體，低下頭抿嘴偷笑。 就在一年前，北京協和醫院的急診科女大夫於鶯，如果在翻看病歷時瞧見病人自稱“CEO”，能樂上半天。 她還不習慣這樣嚴肅的場合：“之前我是非常恥笑CEO這三個字母的。”於鶯說。 這符合她的個性——善於消解日常生活裡嚴肅的事物，並以此為樂，這也成為她在微博走紅的原因。 從2011年10月開始，於鶯在微博上描述醫院趣事、生活囧事，語言鮮活幽默，顛覆傳統醫生嚴肅、刻板的形象，成為因自媒體獲得廣泛關註的醫生代表。因為發言犀利，她還被冠上瞭“願意為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發聲”的名號。 一年前，於鶯終於脫下公立醫院的白大褂，離開工作12年的協和醫院。她的去職對醫生群體震動巨大。有人為她離開公立醫院的庇護感到惋惜，她卻說，發現世界一下變得寬闊：“選擇的餘地越來越多。” 各種醫療平臺找上瞭她，希望能借她的人氣獲得更多的關註。“但選擇瞭A，就得罪剩下的25個字母。”於鶯笑稱。其實她內心已有想法：開辦一傢自己的全科診所。 從前往臺灣考察全科模式，熟悉法規政策，跑很多城市選址、到遞交材料給相關部門，折騰瞭一年的女超人感慨：“在當下，一切比想象中要難得多。”盡管從中央到地方都已出臺政策，鼓勵醫生開辦私人診所，但現實狀況之復雜，讓這些鼓勵顯得蒼白。 比起“改革者”這個稱謂，於鶯更願意將自己視作恰逢醫療改革的大背景下，走出體制，按自己的興趣愛好做些嘗試和努力的人。 與民營醫院合作 於鶯負責天馬行空，胡瀾則負責把她的想法拉回到現實中，從細處著手——這是合作者相處的典型模式 新工作第一天，穿著T恤衫、牛仔褲的於鶯晃蕩著出現在辦公室，新同事好奇地問：“怎麼穿成這樣就來瞭？” “哪樣啊？”於鶯心裡犯嘀咕。她瞥瞭瞥身旁一群人標準的“OL”(office lady 辦公室女郎)裝扮，吐瞭吐舌頭，第二天換瞭套正式的職業裝來。 T恤衫、牛仔褲，這是於鶯此前在協和醫院的“標配”。那時她因敢說敢做聞名，她的微博個人說明是：為所欲為，天馬行空，無組織，無紀律。 “我的標簽就是自由、隨性和不受約束。”她離開協和也正因為如此：“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評判體系玩瞭；航母式的醫聯體最終會讓專註於臨床的一線大夫尤其是急診科醫生成炮灰。” “所以可想而知，發揮自己的特色才最有優勢。”她為離職總結。 合作者胡瀾恰恰看中的，就是於鶯的這股勁兒。 “她對醫生的職業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經歷也不可復制。”該民營醫院CEO胡瀾說。 胡瀾第二次找到於鶯是在3月底。兩會時，於鶯因為開辦診所受挫，在微博上吐槽：“哪個人大代表幫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規8年制醫學教育的博士畢業生，在大型三甲醫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過正規途徑辦個正規的診所怎麼那麼難？” 一年前，胡瀾就曾和剛離職的於鶯尋求合作，但當時二人對全科診所的模式都尚未有清晰的想法。 再次面對胡瀾，受挫的於鶯仍然興致勃勃地描繪理想中診所的樣子，這讓胡瀾覺得構想不錯：“下次你來說說具體的科室設置、儀器配備等，帶著PPT來。” 於鶯負責天馬行空，胡瀾則負責把她的想法拉回到現實中，從細處著手——這是合作者相處的典型模式。 於鶯最終選擇瞭與這傢民營醫院合作開辦診所：“我現在單打獨鬥肯定不行，最好就是優勢、資源整合，把這個事盡快推動。醫院資本沒問題，有做醫療機構的經驗，背後有整個集團支持，我覺得這事能成。” 離職後的於鶯，標簽改成瞭“不亂於心，不困於情。不畏將來，不念過往。”頗有些佛學的意味，但她更願意理解為是一種順其自然的變化。 也有人尖銳地問：“民營醫院跟你合作難道不是看中你大V的旗號嗎？” 於鶯撲哧笑瞭：“任何一個平臺跟我合作，如果不看重大V的旗號，這個CEO是有問題的。重要的是影響力和工作能力如何轉變。如何跟平臺很好地合作，實現共同的目標，這是我看重的。” 回歸醫療的本質 “來急診科的病人，幾乎都到瞭要被搶救的時刻，那先前他們需要被關註的時候，醫生在哪裡，在做什麼？” 此前於鶯的目標一直精準：獨立開辦一個全科診所。 從協和醫院離職後，她曾在腦子裡無數遍勾畫診所的樣子：在小區門口，開一個二百平米的，找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就為她所在的通州梨園地區老百姓服務。 “成本也不是特別高，有沒有醫保沒關系，有錢的一百塊錢一個，沒錢的就六十塊錢一個。”於鶯戲謔道。 這個目標其實是延續瞭她一貫想表達的理念：什麼樣的醫療能真正幫到人。 “來急診科的病人，幾乎都到瞭要被搶救的時刻，那先前他們需要被關註的時候，醫生在哪裡，在做什麼？作為醫生，這會留給自己一個很深的遺憾。” 她和很多人復述同一個故事：那時她在協和醫院，對面小區樓裡有個老太太，常年癱瘓在床。她兒子來急診科請大夫，希望有人一個月去傢裡換一次尿管、胃管，每次勞務費500元。 沒一位大夫願意去。 “本身我們職業地點在醫院內部，沒有義務外出為患者服務；其次，每個人都是定崗，每次出去四十分鐘，如果我脫崗，被領導查起來是要處分的。”於鶯解釋道。 無奈，老太太的兒子每次隻能打120，一次費用超出五百塊錢，換完後，老太太還得在醫院等一兩個小時的120，把她送回傢。 “有些制度已經僵化瞭。”這種規定讓於鶯覺得沮喪，同樣沮喪的，還有幾乎可以一眼望到頭的人生。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博士生畢業後，於鶯花瞭6年升到主治醫生，由於醫院擴建，她所在的急診科每天要接待400多位病人，平均每名醫生每天要看40位病人。“一個夜班，從下午4點半到第二天早上8點，像我這樣30多歲的女醫生，下瞭班以後，走路都是飄的。”她曾抱怨。 於鶯不止一次思索職業的未來，直至和馬遂的一次聊天。 “於鶯你幹急診，插管插得再熟練，最後不過是一個高級的技術工人。”協和醫院的副院長、急診科老主任馬遂的話毫不留情。 他的建議是讓於鶯去做全科大夫。 “急診是面對一個人生病最後的部分，而全科醫療則面對一個人沒有生病或生病早期時的預防、治療，但這個部分在中國是缺失的，也是將來的方向。”馬遂勸她。 這場談話讓於鶯不置可否，“我的腦子裡沒有全科的概念。”於鶯道。 但當她辭職後，把整個線串起來，想法就不一樣瞭。她選擇先去看看臺灣的全科模式，再回來辦自己的私人診所。 去臺灣，學習全科 讓於鶯驚奇的是，醫生開車到山上後，將腎衰的阿伯接到市區的醫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之所以去臺灣，是因為臺灣私立醫院在醫療界占比已達90%以上。而這些年，臺灣醫療改革的經驗也被認可，能為大陸的醫改提供積極的參考和借鑒。 一個島嶼的全科醫療是如何做到很好的？這是於鶯希望通過這次海島之行解答的疑題。“我去臺灣不是學治病，是去學習他們的整套流程和機制。” 去當地醫院報到的第一天，醫院的一位主任非常明確地說，醫院哪裡可以拍照，哪裡拍照必須把人臉打上馬賽克，這讓於鶯感受到臺灣對待患者隱私的尊重。 每次前往健診中心，於鶯都要穿過急診，那裡的門口永遠都擺著一排空的平車和輪椅，由義工分配給需要的病人，急診主任趴在放置瞭近百張平車的急診科寫病程，規模之大讓於鶯驚嘆。 上世紀70年代，在臺灣地區的醫療體系中，公立醫院遍佈，同樣存在醫療資源不均衡、看病難看病貴、醫患關系緊張等等問題。 也就是在那個年代，臺灣開始鼓勵民營資本投入醫療行業。1976年，臺塑大王王永慶創辦長庚醫院，回歸“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本質，最終成為臺灣最賺錢也最令病患滿意的醫院。 在臺灣的三個月，於鶯輾轉多傢醫院，也曾跟隨當地醫生外出巡診，前往山上的阿美族看望腎衰的阿伯。 讓於鶯驚奇的是，醫生開車到山上後，將阿伯接到市區的醫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這是臺灣健保模式裡的服務，每年符合醫療照顧條件的申請者，醫生將定期巡視重病患者，上門服務。 阿伯傢附近衛生院的負責人和於鶯聊瞭很久，大意是他們也可以給阿伯做透析，但是大醫院服務太好瞭，他們還沒有和病人說好，對方已經派車接送瞭。 “在爭奪患者、客戶群中，不自主就需要把服務做到位。醫療資源很豐富，而且是多層的。”於鶯感慨。 當地私人診所醫生的收入也非常可觀。她去南投信義鄉參觀的私人診所，醫生每周工作54小時，月收入能有七八十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4萬至16萬)，比在城裡工作的醫生還高。 “私人診所”的幻滅 於鶯不願提及“改革”，卻不得不觸碰，實際情況是，那些鼓勵改革的文件遇到現實的政策，一下就顯得蒼白。 臺灣之行歸來，於鶯更加堅定開辦私人診所的想法。但直到加入這傢民營醫院後，於鶯才如願以償。 5月中旬，去診所的選址實地測量前，她發瞭條微博：“想象未來的診所會是什麼樣子？咖啡館風格？美式鄉村風格？地中海風格？別瞎想瞭，不管怎樣，光線照明，空氣流通，動線路徑，流程合理才是需要考慮的重點。” 如今，於鶯“大背心褲衩的工頭生涯”已經開始，但這在兩個月前還不可想象。 那時於鶯就選定的地址向轄區衛生局遞交瞭材料，被直接拒絕。理由簡單，沒有規劃——北五環到東五環統統沒有允許開辦私人診所的規劃。 她回過神，從衛生局的官網上下載相關材料，才瞭解到要開一個私人診所，第一步就是得有規劃。 隻能在五環外開診所？這讓於鶯難以想象。 再次是審批難。一傢診所，如果開在居民樓的底商，那得需要樓上所有住戶和旁邊的底商同意，隻要一傢說瞭NO，就無法獲得審批。 於鶯瞭解到，控制審批是因為私人診所很難管理，更多的小診所根本沒執照。“真正想開診所的人開不瞭，膽大心黑的人就開瞭(黑診所)，就能掙到錢。”這讓於鶯不解。 去年8月，於鶯和同樣跳出公立醫院的醫生張強，在上海參觀一傢即將開張的私立醫院，隔著馬路就看見掛在醫院門口的橫幅：“歡迎於鶯、張強大夫蒞臨考察，共同開創中國醫療改革的新局面”。 這讓她咂舌，太誇張瞭：“我就是想幹點自己的事兒，和改革扯不上邊兒。” 而實際狀況是，沒“改革”呢，於鶯自己的事兒好像也要“歇菜”瞭。 “當你開始想開診所，到一步步去實施，去做經營分析、盈利規劃時，你會發現，這裡牽扯的東西太多瞭。”於鶯說。 三月份吐槽後，於鶯休瞭一個月，每天找各個圈子的朋友聊。“他們都覺得私人診所很好，但阻力很大。有人潑過冷水，幹嗎花費力氣在這上，先找工作，等政策松動瞭再說”。 有人勸於鶯去“活動活動”，被她拒絕：“我特別不擅長跟領導打交道，尤其跟政府機關領導打交道。” 於鶯不願提及“改革”，卻不得不觸碰，實際情況是，那些鼓勵改革的文件遇到現實的政策，一下就顯得蒼白。 尋找“合夥人” 在於鶯看來，出來的醫生們是抱團取暖的，也相互支持。“因為離開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 幾天前，於鶯接到一個電話，來自和她經歷相似的一位醫生。在於鶯的感染下，對方也離開公立醫院，開私人診所。她曾囑咐這位醫生：“有任何問題隨時給我打電話。” 這一次，醫生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抱怨：“都是你啊，害苦瞭我們，現在才知道開辦診所這麼不容易。” 確實不易，於鶯也頭疼，她的新診所還面臨著招人的難題。 盡管這些年從公立醫院跳槽的醫生時常闖入公眾視野，但目前這個比例還是很小。於鶯希望能夠從中尋找到技術精湛、又有一點情懷的醫生作為夥伴。 “但目前看來是有想法的人多，原地不動的人更多。”於鶯說，“這是個奇怪的圈子，你對這個圈子抱怨，但也不願意踏出一步。” 從安貞醫院跳出的婦產科醫生王虹，是於鶯的現任同事。這位在公立醫院工作長達20年的醫生坦言：離開前也經過很長時間的掙紮。這份職業看起來體面而有尊嚴。 於鶯的糾結來得少些：“公立三甲醫院主治醫生的身份，對我來說，正面看可能是一個光環，背後看是一個枷鎖，緊箍咒。” 在於鶯看來，出來的醫生們是抱團取暖的，也相互支持。“因為離開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 “你需要什麼樣的醫生？” “把全科診所看成有興趣的項目，說得高點，是事業，大傢有共同的理念。從頭到尾參與。醫者需要一點點信仰，對醫療品質、醫療服務這些問題的認同一定要達成三觀一致。”於鶯答道。 因為新診所的開辦，於鶯忙碌異常。她閑暇時會想：假如沒有微博，假如“超人於”不是幸運地在網上走紅，假如她沒有被賦予改革急先鋒的角色，今天她會過著怎樣的生活？ 是遠離公眾視線，繼續在協和急診科做大夫？還是相夫教子，過著忙碌的生活？ “即便是沒有微博，我的性格使然，還是會有這樣的選擇。”於鶯說，“我希望能活得真實，活得真性情，挺好的。” “實際上是在和自己較勁。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遍體鱗傷。而我呢？就是面前有很小一道門，到處都是刺，我胖，還非要擠過去，衣服破瞭，那就脫瞭還要往裡擠。我覺得我一定能過這個門，沒有理由過不去，一年過不去，兩年一定過得去。” ——於鶯講述離開公立醫院一年來的感受 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實習生 曹憶蕾 北京報道 (原標題：跳出體制這一年) （編輯：SN123）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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